张伯驹文物收藏的生涯始于1927年，这一年，他正好30岁。这年夏天的一天，张伯驹徜徉于琉璃厂古玩画铺，收藏了他的第一件文物珍品——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当时，这幅墨宝挂在墙上已有一段时日，但无人问津。因为对传世的康熙御笔行家都很熟悉，笔墨沉着厚实，气势开阔，拙而不滞，豪气逼人，充满阳刚之美，而眼前的这幅却是飘逸秀丽，一反以往的风格。但张伯驹却认定了这是真迹，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至，也许会变更字体，但其中的神韵却不会变，这就需要行家认真辨别。张伯驹又细细查看了落款和印章，心中有了十足的把握，就把这个横幅买了下来。
从此，他自号“丛碧”（有人认为是字“丛碧”），自命宅院为“丛碧山房”。这丛碧山房就是张伯驹所住的北京弓弦胡同1号院，是张镇芳早年在京城当官时置办的产业。宅子占地15亩，院落四五个，会客厅、走廊若干，果木繁盛，花木葱笼，亭台楼阁，胜似花园。
张伯驹在收藏界起步虽晚，起点却高，底子也厚。同时，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
1924年，溥仪从故宫被赶出之后，移居天津。那时，清室优待费也取消了，溥仪生活窘迫，不得不变卖从宫里携带出来的书画，这其中就有不少归了张伯驹。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初，溥仪把变卖书画之事交给了太傅陈宝琛经办。陈宝琛将40件名贵书画交给他的外甥刘可超，其中4件书画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当时，张伯驹正在天津，银行朱虞生经理约他同往观看，计有关橦的《秋山平远图》、李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索价12万。朱经理嫌要价太高，没有答应。溥仪的确是急着用钱，也就不太计较了，接着，溥仪又抵押了一些字画。后来，朱虞生病故，银行所存大部为张伯驹购得。其中文徵明的《三友图》、王翚的《观梅图》等都是绝世佳品。张伯驹本来就历练了一副好眼力，通过收买皇宫的珍品，其鉴定书画更可称“火眼金睛”了。
启功先生曾评说，张伯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我们仅从2018年故宫展出的张伯驹转让的藏品的量级，就可以看出张伯驹收藏的魄力和眼光之精：晋·陆机《平复帖》，法帖之祖，早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百余年，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中国山水画传世最早的一幅，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开篇述祖之作。
其他如唐朝杜牧《张好好诗》卷、唐朝李白《上阳台帖》，均为传世孤品，宋朝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蔡襄《自书诗》帖、明朝唐寅《王蜀宫妓图》等都是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至于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故事，我们就讲其中的几个吧。
首先是“三求平复帖”。这个故事流传得最广，几乎成了张伯驹收藏故事的经典和传奇。
这件事还得从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流失海外说起，因为这件国宝流失海外，曾使张伯驹感到如同自己的孩子被拐走一样痛心。
《照夜白图》原为溥儒藏物，溥儒身在皇室家族，收藏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古画。其中唐朝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是国宝级的历史名画。“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喜爱的一匹马，此图又是唐代画马大家韩干的代表作，上有南唐后主李煜题“韩干画照夜白”、乾隆皇帝题跋及很多史上名家的印记。这幅画最终为上海画商叶叔重所得，张伯驹知道叶氏是做国际文物买卖的商人。当时宋哲元主政北平，伯驹立即致函宋哲元，要其阻止《照夜白图》被外国人收买。然而，经宋哲元一番察访，给伯驹的复函是：“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
其实，《照夜白图》是溥儒通过老太监卫福海及其义子开的“宝云阁”画铺，再通过白坚甫的手，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又转卖给英国古董商人的。
有了前车之鉴，张伯驹担心溥儒收藏的另一件国宝，即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再落入外国人之手，便下决心收购这一珍品。
张伯驹最早是在1936年见到《平复帖》的。当时湖北省遭遇洪水灾害不久，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在这次展览会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平复帖》，这可是《平复帖》诞生1700多年来第一次展出啊，所以在文化界、书画界引起巨大轰动。
展览会后，张伯驹委托琉璃厂一个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次年，也就是1937年初，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以6万元求让，溥儒仍坚售20万元，又未能成。
1937年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本来是到北平避暑的张伯驹，由于交通受阻，暂时无法回到上海。转眼就到了1938年的1月28日，已是农历丁丑年的腊月二十七，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正是这次巧遇，才使张伯驹求购《平复帖》的愿望得以实现。
这里介绍一下傅增湘。傅增湘，1872年出生于四川，字沅叔，曾当过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政务之余喜爱收藏古书，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二人成了忘年好友。
就在这次相遇中，傅增湘告诉了张伯驹一个惊人的消息，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溥儒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他准备出售《平复帖》。
不料张伯驹听了以后反倒面露为难之色，他说：“《平复帖》我两次相求，他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母丧，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点……”
“我知道您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顾虑，我去和溥儒说。”傅增湘表示要促成这件事。
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4万，他的意思是不用抵押了，还是一次买断较为简便。”傅增湘就这样为张伯驹做主了。
按照傅增湘的意思，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请傅增湘送去，其余2万元分两个月付清。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平复帖》，其心里的快乐与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本来，收藏者的快乐就是出自喜欢和热爱，并为藏品尝尽酸甜苦辣而无怨无悔，收藏者最欣慰的就是在玩赏中品味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达到与先人心灵上的沟通。
说实在的，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不十分复杂，也没有惊险的过程，令人敬佩的则是张伯驹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他收藏《平复帖》的初心和后来毅然捐出《平复帖》的壮举，这才是“三求平复帖”故事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
再来讲一下张伯驹收藏隋朝展子虔《游春图》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广为人知、极富吸引力和传奇性的故事。其实，收藏《游春图》的过程也没有过多的传奇性，之所以广为传诵，主要还是因为《游春图》命运的曲折与它的巨大价值，以及张伯驹为收藏《游春图》而不惜出卖心爱的房产，甚至说几近倾家荡产的壮举，更重要的是，张伯驹在收购《游春图》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比金子还要可贵的人品以及慨然把《游春图》转让给故宫博物院的大公无私的民族情怀。
讲张伯驹收藏《游春图》的过程，我还想顺便为一个人“平反”，这个人就是马霁川，他是一个几近被人们丑化了的人物，其实事实不是那样的。
《游春图》历来被认为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作品。展子虔擅画人物、山水、鞍马、宫苑、楼阁等，尤其擅长画山水画。《宣和画谱》称展子虔“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游春图》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卷轴画。《游春图》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因此，它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溥仪在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皇帝，他也把当年从故宫盗运出来的大量书画珍宝运到了长春，存放在一栋小白楼内。《游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春伪满皇宫一片混乱，小白楼中剩余的1000多件书画也被偷盗和肆意抢劫。这些流散出去的珍贵书画于1946年初陆续在东北市场出现，这就是被文物商们俗称的“东北货”。
现在，记述张伯驹收购《游春图》过程的文章很多，大部分文章说是琉璃厂玉池山房的马霁川最早从东北收购了一批流落在民间的清宫藏品，其中就有《游春图》，而马霁川欲将20多件平常之作或者伪迹卖给故宫，把一些真迹和精品售往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张伯驹在得知了马霁川将要倒卖《游春图》的消息后，异常着急，唯恐此国宝被转手售往外国，于是，急与马霁川相商收购。不料马霁川狮子大开口，索价黄金800两。那时的张伯驹由于之前的大量购藏，已经没有太多的钱来购买《游春图》。于是，他赶忙找到于思泊，两人一同到故宫博物院找院长马衡谈收购事宜，希望能由故宫博物院出面收购《游春图》。但是，由于故宫博物院资金不足，无力收购，马衡最终没能答应张伯驹的请求。没办法，张伯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收购《游春图》，不得已将所居丛碧山房售出，终以200两黄金将《游春图》收归，如此云云。总之，马霁川被描述成一个妄图把国宝转卖外国的奸商。
最早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的是马霁川的长女马淑一。1991年初，她在《当代》杂志上刊登了一封信，说：“既然全部采用真名真姓，那么就不该随意歪曲人物形象，毁人名誉，特别是对已故的人物，尤应该尊重历史，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她的这封信被当年在《游春图》交易中直接与张伯驹接触过的文物商李卓卿先生注意到了，他于1991年2月21日写下了“书证材料”。
1996年，著名文物鉴赏专家陈重远先生在他的《古玩谈旧闻》（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中专门提到了他于1992年春节期间与时年82岁的李卓卿先生关于《游春图》售卖情况的一段对话。
2004年，毕业于首都师大的马国庆先生也撰文《长春救宝记》（《中华遗产》2004年第二期），进一步澄清是非。马国庆先生的父亲马宝山，是当年《游春图》交易中间人。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