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张伯驹与梁小鸾（左）在长春演出《游龙戏凤》。张伯驹饰正德帝，梁小鸾饰李凤姐。
（接上期）
余叔岩教他的开蒙戏是《乌盆记》（又名《奇冤报》），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首演大获成功，更增强了张伯驹学戏的信心。
余叔岩接着教他的第二出戏是《战樊城》，练就起霸、打把子、走快步等基本功。为了使张伯驹学得精到，余叔岩特意演出此二剧于开明戏院，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演一出。友人有不知此中奥妙者，劝其改演别的戏，余叔岩不答应，仍坚持第一日演《战樊城》，第二日演《乌盆记》。后来回忆到这一事情时，张伯驹感叹道：“专为予看，甚可感也。”张伯驹向余叔岩学的第三出戏是《阳平关》，这是出靠背戏，披蟒、扎靠、趟马、起打、舞大刀等，在国剧学会传习所开学典礼时，他同姜妙香还演出过这出戏。
张伯驹学习《乌盆记》时，从台步学起，接着是搓步、揉眼、甩髯口、滚桌子、前扑后跌等身段。再就是专重唱功，并在吐字、发音、腔调转折、顿挫上学到很多妙处。有一次他随余叔岩到天津剧院演戏，从北平到天津，一路上余叔岩向他说《乌盆记》反调。二人回京后，仍不停地排练。余叔岩抓紧时间向他示范，他则一丝不苟地学习。后来张伯驹在游历南阳时，竟考察孙菊仙在《乌盆记》中的唱词为什么与谭鑫培的唱词不同，足见他学戏的认真态度。
张伯驹学戏的见缝插针精神，无人能比。他和余叔岩形影不离，余去哪儿，他陪到哪儿。他向余学戏近40出，比余的亲传弟子学的还多出几倍，足以证明张、余的深厚友谊和张伯驹对京剧的热爱程度。
张伯驹不仅学戏，更勇于实践，热心于舞台表演。张伯驹演戏多为堂会戏。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及裘桂仙、郝寿臣、侯喜瑞、杨小楼、郭春山、萧长华、姜妙香都曾与他合作，留下了不少梨园佳话。
其实，张伯驹的噪音条件并不好，“云遮月”这种嗓音——这是对老生的圆润而较含蓄的嗓音的一种比喻——开始听来似觉干涩，以后愈唱愈觉嘹亮动听，使人感到意味醇厚，潜力无穷，是长期锻炼而形成的一种优美音质。谭鑫培、余叔岩的嗓音都属于这一类型。张伯驹的嗓音虽然近似余叔岩，但发出来的声音穿透力不够，往往只有前面几排能听得清楚，后面的人只能听个大概了，所以大家取笑他为“电影张”，因为那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的“默片”。这不是靠后天的努力就能唱得响亮的，而是和遗传天赋分不开的。这一点张伯驹要稍逊一些。但是，戏剧行话有“千斤念白四两唱”之说，张伯驹的念白相对弥补了唱功的欠缺，念起来抑扬顿挫，口白清晰，别有情韵。
张伯驹演戏极其认真，连行头都准备得丝毫不差。比如有一回演《连营寨》，一般演员怕演扑火身段损害箭衣，就穿白素箭衣，而张伯驹却特制了一袭白绣金龙箭衣，以示他对此剧的重视。
张伯驹常为自己的舞台实践创造机会，如在自己家办堂会或到戏园子彩串。张伯驹的票戏生涯中，曾引起京城轰动的最大的一次演出，是为他四十大寿办的一场堂会，这一次堂会，可谓是中国近代京剧史上一个大事件，也是一件十分有趣、幽默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详细地讲一讲。
1937年正月，正逢张伯驹40岁，打算大办一场堂会，一为做寿，二想乘机露一手，过把戏瘾。当时又值河南旱灾发生的第二年，于是就以演戏赈灾募捐为名，定在北平隆福寺街的福全馆办庆寿堂会。
筹备庆寿堂会过程中，张伯驹的一群朋友突发奇想，想邀请余叔岩为他的徒弟张伯驹配戏，彩排一次。张伯驹自然求之不得，可又不愿意开口，于是由别人出面在一次宴席上提出请余叔岩在《空城计》里为张伯驹配一个王平。
余叔岩为张伯驹说戏，并没有陪他演出的意思，更何况要当配角呢？可又不好当面驳人家的面子，只好指着在座的杨小楼说，只要杨老板同意来个马谡，我这里没问题。其实，余叔岩知道杨小楼不会唱马谡，所以故意借杨小楼之口来拒绝。谁知，杨小楼虽是武生，却最愿意唱文角，这马谡虽然是个架子花（副净，又称架子花脸，以工架念白做功、造型表演为主），可不折不扣是个文派人物，在张伯驹朋友的怂恿下，他居然答应了。这一下，余叔岩就无法推托了，只得答应出场。
余叔岩、杨小楼答应后，张伯驹又趁机邀请了王凤卿扮赵云，程继先扮马岱。于是，这场堂会终于在隆福寺街的福全馆开演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朱家溍在《燕都》杂志上发表的《余叔岩的一组珍贵舞台剧照》中写道：“这场戏是老友张伯驹先生家中的堂会戏，请客听戏，希望到场的人士尽力捐助。开戏前伯驹登台讲话，详细介绍了河南灾情。他以河南人的立场，向社会名流和亲友提出请求，但并未让来宾当场交款，而是从即日起，愿捐助的不拘数目交盐业银行代收。”这场堂会戏大轴为《空城计》，张伯驹饰主角诸葛亮，配角是一色的大腕，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雪饰司马懿，杨宝森饰张郃。
这些人都是戏剧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同在一台、同在一戏内充配角，真可算是票友界中的豪举，史无前例。
消息一传出，轰动九城。北方的张氏好友纷纷送礼拜寿，远在津沪的戏迷也专程来北平，都为的是听这出戏。这一天，福全馆中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内行的人都知道张伯驹嗓音不行，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些名重一时的名角硬配身上。不过，因为张伯驹是当天的寿星，没有他哪有这场好戏看呀！于是，张伯驹一出场，大家也就有意逢迎，鼓起掌声。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四人在“起霸”的一场中也是各逞其能，互不相让，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空城计》圆满唱完。这出喧宾夺主、空前绝后的大场面，使张伯驹驰名全国，出了“票戏天下第一”的风头。张伯驹也说，这场演出“一时轰动九城，传为美谈，与名伶同台，一般人固不敢当，而我自知不如，却胆大超人，故友人章士钊曾与我开玩笑，作打油诗曰：‘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继而，演出的剧照、消息、评论遍载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戏剧画报。一小报载：“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对这次轰动京城的演出，张伯驹在《红毹纪梦诗注》中，也写有一首诗：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张伯驹出演最为频繁的时段还是1942年至1944年居住西安期间。特别是1944年，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竟武约他们夫妇游兰州。外地人居兰州皆好戏剧，西北公路局、西北盐务局、兰州市政府皆有票房组织，并备有剧场。张伯驹于西北大厦演出八场，有《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战太平》《汾河湾》《定军山》《阳平关》《审头刺汤》《战宛城》；于西北盐务局演出《托兆碰碑》《游龙戏凤》；于西北公路局演出《天雷报》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张伯驹还出演过《阳平关》，饰演黄忠；1963年在长春又出演过《游龙戏凤》，饰演正德帝；“文革”之后的1980年，张伯驹已年逾八十，仍出演《打渔杀家》，饰萧恩，其扮相之利落矫健，仍不逊于当年。
张伯驹的戏剧实践，虽是票友身份，但仍然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中国戏剧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代又一代的演员言传身教的，张伯驹学得了余叔岩许多不轻易授人的舞台艺术，又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艺术传授给青年演员，这样对于京剧舞台艺术的传承，特别是对余派艺术的传承，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他写的《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对诸多京剧戏目的身段、唱法都有详细的记录和说明，是后人研究京剧艺术的宝贵资料。
同时，张伯驹虽是戏剧票友，但票友与专业艺人之间常存在着一种微妙且复杂的关系，票友并非简单痴迷戏剧，票友依赖着专业艺人而存在，但票友的欣赏趣味与观念又影响着专业演员的艺术选择，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深受观众欢迎的影响力左右戏剧演员的表演，使其吸收对戏剧发展有益的部分。张伯驹正是这样，他的戏剧实践就潜移默化地给当时的京剧表演注入了一种文人的气韵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知识与文化精神，特别是从张伯驹与余叔岩的关系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名票对流派艺术与文化精神的多方面影响。(作者 张恩岭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