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新乡皮货行“利丰号”来周口采购皮张的票据（正面）
“利丰号”来周口采购皮张的票据（背面）
周口有“南皮都”之美誉，该雅称起于何时，已无从考。周口市古玩商会藏有一通石碑，刻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四月，是为纪念倡议修路的马万林、王国林及众绅商捐资而立。碑名《皮坊街修路碑记》，碑文记有：“周口为中州巨镇，水陆通衢，尤四方商贾所往来而不绝者也。沙河南岸，旧有东西、朔南两路，车辙马迹几成坑垓，其高高而卞卞者可胜数载。”碑文可以反映出清嘉庆年间周口市街的商业繁荣，车水马龙，各方商贾云集；而碑名则显示出当时周口皮革业的兴盛，形成了“东西”、“朔南”至少两条皮革业者聚集的专业市街。在沙颍河北岸的山陕会馆（关帝庙）中，还有一通刻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同样有皮货行德胜号、兴盛号的捐银记录。这两通石碑印证了清代周口皮货业的兴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所修《淮阳县志》附有周口市镇图，清晰显示了“皮坊街”的位置。范立喜在《今日周口的革裘工业》中曾回忆说：“解放前周口的制革、裘皮、制鞋、车马挽具等生产加工作坊有一百余家，他们独占了一条弦坊街，后来又发展到陈州街、新渡口、前张营、界牌街、宁庄和沙河北岸的中和街和前、后太平街。”可见民国时期周口的皮革业依然兴旺。
笔者在山西省运城市发现了12张建国初期的“周口市行店交易证执照”，记载外地商号来南皮都——周口采购皮张的情况。交易品名记录为“狗皮”或“犬皮”，交易时间主要集中在1951年12月下旬，交易数量共计12单321张狗皮。交易金额以旧币计，单位是万元（到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币与旧币的兑换比率为1:10000），12单总交易额为559.65万元。交易佣额皆按佣率5%计算，12单总佣额为27.983万元。行店字号有大兴、同顺昌、马丰顺、盛丰行、天兴祥、祥泰、协和、义盛福共8家。经理姓名一栏有4张印有丁海法印，2张印有李颍芝章，印有丁树芳章、蒋国祥章、赵□□□、马□□□、马□□章各1张，1张未印经理印鉴。经纪姓名一栏有4张印有张鸿权章，印有马廷冻章、□□仲印、马□□章各1张，其余未加盖经纪人印鉴。皮张卖主是李传进、王应明、刘官荣、马良才等人，买主均是“利丰号”，运达地点1张记载的是北京，2张是新乡，另外9张未填写。交易证背面贴有1枚至11枚不等印刷于1949年的印花税票，票额有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9种。印花税票上有的印有“印花税讫”长方形印鉴，有的印有行店字号的印鉴，有的二者兼有。有4张交易证背面印有圆形蓝色印鉴“平原省新乡市税务局车站税务所”，其余8张未加印。
据王印轩《我与利丰商店》一文记载，利丰号为新乡的公营“利丰商店”。该店创办于1948年，隶属于太行区第四专员公署文工团。1949年5月，新乡市解放，该店随即迁到新乡市火车站以东的文化里。1952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时，利丰商店的人员、资金移交给了平原省畜产公司。1950年到1951年底，是其大发展时期，商店的一项主要业务是支援抗美援朝。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利丰商店作为公营企业，遵照上级指示，立即将工作重点转向支援抗美援朝。当时，朝鲜气候严寒，志愿军急需御寒服装，华北军区后勤部派来了一位采购人员。商店除联系商贩代为收购外，还派出十几个人到豫北各地及邢台、菏泽、西安、郑州等地大量采购羊皮、狐皮和羊皮大衣。商店先后自营或代客买卖牛、羊等皮十余万张，羊皮大衣5000余件。
由于《我与利丰商店》一文发表于2002年，利丰号来周口采购皮张之事已过去半个世纪，作者回忆当时皮张采购地时未明确提及周口，无意间把来南皮都采购皮张之事遗忘，或许也因周口皮革业失去了往昔的繁荣，未唤起作者的记忆。但“交易证执照”记录了周口南皮都皮革业兴旺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被称作南皮都的周口，不但是利丰商店的重点采购地，而且采购量还比较大，周口也因其皮革专业市场的兴盛，为利丰商店输送了大量的皮张，无形中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由《皮坊街修路碑记》可以了解到，周口皮坊街这一专业市街能够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周口皮革业的兴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一行业在此地的发展兴旺已历经多年，不然也不会形成专业市街。作为南皮都的周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皮革业已至少繁荣兴盛了200余年，后经公私合营，政府主导发展，私人字号行店随之消失，周口的皮革业走上了公营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周口南皮都的地位受到了冲击，皮革业渐渐衰落。上世纪90年代，周口市曾设想建立一座国家级皮革毛皮批发市场，以恢复周口南皮都的昔日风采。但从目前皮革业的发展情况看，若想恢复往昔南皮都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丽歌 秦国攀）
来源：周口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