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伯驹夫妇
（接上期）
前面我们介绍了张伯驹和几位朋友的交往，那么，张伯驹在家人心目中，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在这一章里，我们就简要地介绍一下。
生死相匹
首先讲一讲张伯驹和夫人潘素的相处。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张伯驹和潘素那段婚恋传奇和真实的相恋经过，我们已经讲过了，我觉得更加难得的还是他们几十年生活中夫妻恩爱，齐眉举案，甘苦与共，尤其是事业上的互相支持。
潘素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的身上美貌与气质同生、坚毅与浪漫兼有、忠诚与大气共存，尤其是她以自己的聪慧成全了丈夫，成就了事业。潘素和张伯驹结婚以后，才知道家里人说张伯驹是个败家子，把家里的钱都用在收藏文物上了，因而反对他这样做，而潘素则不惜一切支持他。在这方面有一件小事很有意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好多人家都在拍卖家藏的古字画，张伯驹却还不惜一切要买。家中没有现款，潘素就去街上用金子换现款，不料被公安人员发现，扣起来了，关了十来天，后来公安局弄明白了情况，才向潘素道歉，将她放回。
在日常生活中，潘素更是对张伯驹十二分的好，什么都依从他。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要依靠工资吃饭了，经济上不免紧张，所以，张伯驹相中的古画虽好，但一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路，潘素就有些犹豫。一次，张伯驹见妻子潘素没有答应自己购买古画的要求，先是说了两句，后来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允诺，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回屋睡觉去了。
在第二章中，我们讲到他们夫妇伉俪情深，1941年张伯驹被匪徒绑架，是他们的爱情经受的第一次灾难和考验。他们经历的第二次灾难和考验是张伯驹于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这一事件对于整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
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工资。但张伯驹把被划为右派一事看得很淡，他曾对章伯钧说，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关键是潘素怎么看待这件事。新中国成立以后，潘素在政治上一直是要求进步的。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潘素和何香凝等人积极绘画，参加义卖活动，潘素还画山水画为毛泽东祝寿，表达了对领袖的热爱之情；1956年，她又支持丈夫把他们珍藏的极其珍贵的8件书画文物捐献国家，这一切都表明了潘素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觉悟。虽说潘素是这样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但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后，她没有像一些年轻的妻子那样和丈夫划清界限。潘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但事实是她没有选择离婚，也没有抱怨丈夫不该在政治上多嘴惹祸，更没有抱怨丈夫坚持公演古装戏，总之，这一切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潘素没有离弃张伯驹，而是无声地选择了和张伯驹一起承受，一起分担这一政治上的打击和家庭的灾难，用妻子的爱情和温情去默默地减轻丈夫的痛苦，这该是一个多么坚强和明智的女子啊！
更令人感动的是，1961年，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聘请潘素前往教学，当时，潘素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自己的丈夫，她以个人去东北张伯驹无人照护的困难，表示不愿一人出关工作，从而促使对方作出连张伯驹一起聘请的决定。这种妻子的担当和关爱也是不多见的。无论何种情况，潘素对丈夫始终是一心一意，陪伴着他，不离不弃。
“文革”爆发后，张伯驹遭遇到人生中最残忍、最无奈、最无助的灾难，先是参加批斗会，同时，北京的家被抄，不久又被撤销职务，工资被取消，被关押、学习了8个月，后来被遣送舒兰农村插队落户。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潘素仍然没有退缩，而是无怨无悔，泰然处之，再一次和丈夫一起，共度这一幕人间悲剧。
这位名门闺秀原本也是锦衣玉食，而现在，她和丈夫真的沦落到了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没有住处的地步，但是，这种人生的无奈和酸楚照样没有动摇潘素对丈夫的温情和坚贞，她东挪西借过起了等同于乞讨的生活。潘素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生活，她说，最难堪的还是去亲友家告借的情景，常常是驻足于亲友门前，徘徊踌躇不敢敲门，敲开了门又欲言又止，最后是被搪塞几句羞愧离开。这一切窘况，她都默默地承受着，不告诉丈夫。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伯驹于政治上陷入绝境之时，又身患重病，卧于床上，数日高烧不退。困境之下的潘素，又是请医生、抓药、煎药，又是照顾张伯驹吃饭穿衣，日夜呵护，直到丈夫病愈，转危为安。
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潘素和张伯驹互相理解，风雨同舟。甚至可以说，潘素忠贞不贰的爱情，不仅丰富了张伯驹的精神世界，也为其词作题材的开拓与艺术的锤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潘素对丈夫艺术事业的理解和对丈夫超然洒脱的人生境界的认同，成全、保全了张伯驹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名士坦荡超逸的旷世高风。
当然，张伯驹对潘素的感情也是很深的，而且，越到老年，这种感情越发深厚。前面已经说过一件小事，上世纪80年代初，张伯驹曾一人去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吃饭，孤寂索寞，慢慢用餐，走时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小手巾，把抹上果酱及黄油的4片面包细心包好，带回家给潘素吃。要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这4片面包，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其中却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意啊！
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一生就是这样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夫妇恩爱。也有人问了，那他们一生打过架没有啊？这个问题问得真是有点刁钻，因为人们知道，再恩爱的夫妻也几乎没有不打架的。那么，张伯驹夫妇打过架没有呢？笔者偶然见过一篇路东之写的文章《游春主人今何在》，说到了这个事情。
他说，去过张伯驹家20余次的刘一正兄告诉他，他就多次遇上老两口打架。为什么呢？好几次是张伯驹要写字研墨，而潘素舍不得那点儿好墨给他使，张伯驹立即就急，脾气老大。
张伯驹的老朋友马宝山也说过，张伯驹、潘素生气打架并不稀罕，也是很有意思的，说有一回张伯驹举着鸡毛掸子撵得潘素围着桌子转，谁也劝不了，谁劝打谁。还是马宝山亲手把鸡毛掸子从他手中夺下来。张伯驹还在气呼呼地说，真是气死我了！你看，这种生气打架就跟平常夫妻一样！
看来，还是一句俗话说得好：谁家的烟囱不冒烟呢！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名人家庭也不例外。相反，这种生气吵架倒像溪流中激起的小浪花，一路欢歌，有了这种浪花，生活的奔流才更有活力。
血脉亲情
张伯驹一生有两个子女，儿子张柳溪，女儿张传綵。
张柳溪生于1927年，1949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工作，高级工程师。妻子朱道纯，河北雄安人，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1952年，王韵缃和张伯驹离婚后，一直住在石家庄儿子家中。
张柳溪家有一个邻居，叫东东，喊张柳溪为伯伯，自然喊王韵缃为张奶奶了。他说，张奶奶皮肤白皙，中等个儿，身材匀称，具有江南人的气质，慈祥、和蔼、善良，宽容、大度、平静，闲暇时会看一些小说，她和院里的每一家都相处得很好。王韵缃对于和张伯驹离婚，也从没有什么怨言，她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低，不懂艺术，她很理解张伯驹，知道张伯驹和潘素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才有共同的爱好和语言。
东东说，他和张柳溪的大女儿嫣嫣同学，但直到多年后，才知道嫣嫣的爷爷就是张伯驹。
张柳溪除了大女儿嫣嫣外，还有儿子张迎、小女儿婷婷。
张柳溪说，儿子张迎的名字就是他爷爷张伯驹给取的。张迎出生时，正值全国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就叫张迎。
张柳溪身材瘦高，步履不急不慢，言语不多，不苟言笑，常年戴着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外貌酷似张伯驹。但他生活为人都很低调，从不主动对外人说起他的父亲就是张伯驹。张柳溪说，除了组织上知道他是张伯驹的儿子外，他的同事、邻居大多不知道，他也从不对自己的儿女说他们的爷爷就是张伯驹。
说来也怪，张伯驹文学天赋的基因却没遗传到儿子身上，张柳溪是学理工科的，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他爱人朱道纯毕业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从事妇幼保健工作。他们的大女儿嫣嫣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河北医学院，毕业后也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他们的儿子张迎，憨厚实在，言语也不多，特别是那高大的身材、高高的鼻梁，也很像张伯驹，张迎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后来返城进入一家工厂，此后也接受了高等教育；小女儿婷婷爱说爱笑，非常活泼，小小年纪就会炒菜做饭、裁缝衣裳，大学毕业后，成了石家庄铁道学院的副教授。
更怪的是，张柳溪的孙子、孙女一辈人也都是学理工科的，没有一人报考文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