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 第四章 诗钟、联语趣事多（一）

张伯驹的词作天赋，在诗钟、联语等艺术形式中的表现，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其出奇卓绝的才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是让你感叹张伯驹的博学，二是让你敬佩张伯驹超常的智慧，用一俗语说，“不服是不行的”，因为那实在不是常人凭勤奋和努力就能学来的。

诗钟圣手

要讲清楚张伯驹的诗钟才华，就要先讲清楚什么是诗钟，它有哪些要求和特点。这一清末民初很流行、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还很流行的诗词艺术现在已近乎绝迹。据说，近些年有些人提倡恢复，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但这一传统文化的形式要恢复起来是并不容易的。

诗钟属于中国韵文的一种。中国的韵文，起源可上溯至远古，历数代而不衰，致有楚辞、汉赋、唐宋诗词、元曲之盛。清代中期出现了新韵文——诗钟，首先发祥于闽，继而走向全国。北京“打诗钟”的出现，则是福建人林则徐他们老辈儿道光年间在北京兴起的，清末民初在北平很流行，到抗日战争前达到顶峰。后来，在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中，这种活动很快消逝了。

诗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从形式看，很像律诗中间的一联，故又叫“两句诗”，因多是七言，也叫十四字诗。诗钟的基本法式和要求主要有五点：一是遵守七律的格律，平仄要求严格，对仗要匀整；二是用词要凝练；三是重视立意，内容无意义或意境不高的诗钟，谓之“哑钟”，即敲之不响，唱之无味，诗钟以立意高远、富含哲理者为上；四是用典忌僻，即注意诗钟用典均衡，如果一句用典，一句不用典，则称之为“跛脚钟”，同时用典不要太生僻；五是要紧扣钟题，由于诗钟是限时限题，因此必须扣住钟题，对仗工整，切合题意，不能离题。

诗钟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合咏分咏体、嵌字体。

合咏体要求上下联体现同一事物，即合咏一物或一题，表现题意，但不犯题字。如咏“无欲品高”，则有“淡拂功名无媚骨，深居草野有芳魂”的句子。

分咏体则要求上下联分咏出绝不相干的两件物事，各写各的主题，各有各的独立意境和概念，但又要求彼此配合、上下照应。但同样要求上下联要表现题意，但不犯题字。如分咏“笔”和“伞”，“举世文章劳我写，满身雨水替人淋”就很有趣味。

分咏体中又有“集句分咏”，集句中的两联都不属于创作，而是集古代诗人或词人的两句诗词，分咏两种毫不相干的物事，但又要符合诗钟的各种要求，实在是难度很高的。因此，可以说分咏体要难于合咏体，同时分咏体也是诗钟常用的一种形式。

另一大类则是嵌字体。即任意拈两个平仄不同的字，都限定嵌在两句中的第几字，组成一联，嵌入七言联中的第几字，就称为“几唱”。

“打诗钟”的过程也很有趣，即每人事先在一纸条上随便写上一字，然后将纸条团起，杂放在一起，每人随意抓起两个，约定将此二字作为第几字嵌入七言联。同时，别置一铜盘，在铜盘之上悬一丝线，下系铜钱一枚。挨着丝线横置线香一根，点火，等香火烧到丝线时，线断钱落，掉在铜盘里发出响声，如同击钟。此时尚未完成的就算输，或是罚酒，或是请客，由众人议定。

由此可见，在极短的时间里，要把任意的两个字各嵌在上下联中的第几字，且做到各自独立，又有关联，又有意境，又要合律，是极难的。所以，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伯驹邀人“打诗钟”时，已改了方法。张伯驹有一篇文章《饭后诗钟分咏》，就记述了当时“打诗钟”的情形，他说：“岁乙未，余倡为饭后诗钟集，专为分咏诗钟，参与者有夏枝巢、陈紫纶、章行严、靳仲云、江公岩、诸季迟……每月一集，多在季迟及余家。每集五题至六题，每题作二联至三联。先七日示题，收稿汇印，聚饮评唱，亦时有趣致之作。”

这段话意思是说，要把“嵌字”或“分咏”的“字”和“物事”事先寄给参与的各人，然后匿名汇编在一起，待聚会时，逐一评论，分出等次，再公布诗钟作者，大家聚饮评唱，切磋诗艺，实在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文化界百花凋零，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天津著名学人、词家寇梦碧、张牧石 、陈机峰几位先生每每相聚于海河岸边，又玩起了“打诗钟”游戏，借诗钟遣闷，时间一久，竟然积下了千首诗钟。张伯驹见了，十分兴奋，他是“打诗钟”的行家，也和作了许多，其中“分咏”、“嵌字”各体都有。后来，寇梦碧、张牧石从他们所作的诗钟中选录了数百首，附录了张伯驹和作的诗钟，汇编成一册，定名为《七二钟声》，油印后分送给了朋友。2008年春，笔者去天津拜访张牧石先生，先生复印一册赠我，我一直珍藏着。

现在就具体看一下张伯驹“打诗钟”的表现：

一次，他抓到“魂、象”“六唱”，他出语连成二联“萍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风雷鼓荡精魂出，江海澄清气象开”。又如“唐、水”“二唱”：“高唐有梦曾为雨，洛水无波只剩尘。”“边、卢”“三唱”：“不容边叟嘲空腹，愿向卢生借枕头。”

张伯驹最喜欢作的是分咏体。他说，分咏体“以毫不相干两题上下分咏，有时妙语天成，较嵌字体尤饶意趣。余即最喜为分咏体而不喜嵌字体。”

的确，分咏体诗钟的作法比嵌字体难得多，也有趣得多。分咏体即是几个人各写毫不相干的一“人”一“物”，揉成纸团，随意抓取，每人在限定的时间里，将此“人”和“物”分别刻画出来，既不能明指此“人”此“物”，又要前后搭配，合理连贯，组成一联。

张伯驹一次抓到“温飞卿”“蝙蝠”分咏，他很快成联“旖旎花间推领袖，模棱世上似衣冠”，前句即指花间词派领袖温庭筠，后句显然是蝙蝠，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又含有深刻的讽刺意义，令人拍案叫绝。

又一次抓到“不倒翁”“结婚”分咏，他又从容道来：“比貌疑为长乐老，同心好为后来人。”

张伯驹此语一出，众人皆大笑称绝。张伯驹还曾抓到“状元”和“聋子”的分咏，他很快成联“一朝选在君王侧，终岁不闻丝竹声”。令人称奇的是，这两句都是集白居易诗句，上联采自《长恨歌》，下联来自《琵琶行》，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敏捷的思维能力，是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的。由此看来，“打诗钟”虽是游戏，却是一种大智慧、大学问的展现，是各种知识、学识的积累和灵感的突发，于幽默中意味深长，给人以启迪，使人顿感轻松和宽容、善良和明智。

虽然现在已很少有人“打诗钟”了，更不为大众普遍了解了，但我们仍然有责任去认识它、介绍它，甚至希望在诗人群体中逐步恢复，继承“诗钟”这种优秀、智慧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其娱乐、育人的功能。

我曾看到一篇文章《张伯驹诗钟》，作者是李人凤，他列举了大量的张伯驹诗钟作品，最后他说：“抄录张伯驹先生的上述诗钟作品后，令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三条感慨和体会。第一，先生的作品文字传神，形象迷人，所有之作，无不借着联的形式、诗的意境、谜的趣味，成分咏诗钟的特殊绝妙之品，可说是开辟了二十世纪诗钟世界的新纪元。爱国主义是什么？爱国主义是具体的。诗钟一式，虽为文字之一戏，但通过对先生作品的品味，无不增添我们对祖国文字文化的深厚热爱。有如此之所得，还小吗？第二，张先生的作品高古典雅。然而，此从何来？读书方饱学，可是时下与先生一样读书饱学者有谁人？有几人？爱我文化，不读我古人之书行吗？任何文化艺术形式，凡是世界第一的，当必须是本民族最优秀的。第三，先生作品，诙谐巧慧。缘何诙谐巧慧？大概是需要大视宇宙自然，宏观世事世人，有高尚的人生观吧。真诚、自然，做人十分必要……”

这段话未必十分全面、准确、精当，但可以看出李先生对张伯驹学问、人品的佩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酷爱。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