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第十四章 心头郁郁唯情醇（四）

（接上期）

王世襄比张伯驹小16岁，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一如张伯驹与周汝昌那样。

“文革”之前，有一年元宵节后，王世襄骑车去看张伯驹，见他案上放着一幅他画的兰花。于是，他们从画兰谈到养兰。王世襄说北方养兰不太适宜，自己家虽无名种，普通的春兰却年年开花，也就心满意足了。张伯驹问他北方养兰需要什么条件，王世襄说，从春暖到深秋，支一个架子，放在南墙背阴处就行了。入冬后则费些功夫，每年还须换一次从绍兴运来的土，换前须把根清洗干净。张伯驹想了一下，认为现在他家不具备上述条件，也受不了换土的累，就说：“现在你既有兰花，先借我一盆摆摆，开过即奉还。”未等王世襄回话，张伯驹即叫女儿张传綵骑车随王世襄回家取兰花。王世襄选了一个方盆的，已开、未开的有五六朵，用报纸围好，帮她捆在车座后架子上带回家中。在此后的两三年，王世襄每年都选一盆兰花给张伯驹送去。

“文革”开始，在“破四旧，立四新”、铲除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氛围中，王世襄养兰花的条件也完了，花盆被砸成碎片，兰花也被扔进垃圾桶了。

1969年至1972年，在张伯驹生活最困难的几年间，王世襄还几次去看张伯驹，但他没想到张伯驹这几年中蒙受冤屈，历尽艰难，但仍旧坦然自若，一如向他要兰花时那样自然、平常，不怨天、不尤人，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依然故我。一次张伯驹独自坐在家中，在棋枰前打谱，王世襄去看他，因对围棋一无所知，又怕打扰张伯驹，稍坐即告退。

张伯驹曾为一位朋友画了一幅《枫菊图》，这位朋友拿了请王世襄题诗，题诗后，朋友又拿给张伯驹看。一次王世襄又见张伯驹，张伯驹对王世襄说，诗“作得不错，颇合我意”。王世襄则说：“蒙您许可，荣幸之至，但格调不高，惭愧，惭愧。”

其实，王世襄也是一位颇有素养的诗词大家，甚至他随便写一小帖请柬，也能用词填成，如他的一首《浣溪沙》，就是写给客人的请柬：

千万烦您央及他，明朝一块到吾家。墙边桃树正开花。

若肯来时来莫晚，看花休待夕阳斜。还须吃杯杏仁茶。

这首小词充分流露出王世襄的风格、风趣，看似打油、戏言，却是不易写的。

其实，王世襄一辈子所受的挫折和冤屈也不比张伯驹少。1946年底，他作为清损会专员曾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文物回国，就是这样一段清晰且不负使命的历史，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竟被认为有重大问题，关押看守所审查了10个月才被无罪释放。虽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却仍将他解雇除名；1957年他为此事鸣不平，被划成右派。1969年“文革”中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牛棚”劳动，却没想到在干活劳累中，其肺病不治而愈。所以，王世襄有一句口头禅：不冤不乐。他解释说：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这就叫乐观、通达、智慧。

张伯驹和王世襄就是那一时代一部分具有超脱气质文人的代表，无论在怎样的大风大浪中，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雅为党人宋振庭”

张伯驹曾说，共产党人里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毅，另一个是宋振庭，由此可见宋振庭在张伯驹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其实，可以说，陈毅是张伯驹精神上的朋友，给予张伯驹的也主要是知识上、精神上的理解和同情，使张伯驹感到温暖，感到一个共和国元帅原来也是这样的平易和知心。而宋振庭则不同了，可以说，宋振庭是在一个相当重要、相当长的历程中为张伯驹遮风挡雨的领路人，并给予他极大的照顾和保护，是与张伯驹朝夕相处，生活上、工作上不可或缺的朋友，更是张伯驹精神上、知识上的知音和同道。有人说，张伯驹出关长春是他晚年生命的新一轮勃发，张伯驹的好日子在长春约略有四年光景，可以说，如果没有宋振庭，他这四年的生活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那么，宋振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宋振庭，1921年出生于东北边陲延吉市一个底层个体手工业工人家庭。他虽只是初中毕业，却酷爱学习，自学成才，曾任中共延吉市委、延吉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吉林省政论文化处处长，吉林省委文教部、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校教育长。他曾经的秘书刘景录曾用这样的话来比况宋振庭：“在同样级别的领导干部里面，宋振庭是读书比较多的人；在读书多的人里面，宋振庭是党政职务比较高的人。”更重要的是，宋振庭是一个有着文人风骨、士人情怀的高级官员，更是一个懂得文物价值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宋振庭曾带人在北京琉璃厂采购书画，在一家店里发现几十张张大千的作品。当时，张大千人在台湾，头上顶着“反动文人”的帽子，其作品无人问津、售价低廉。宋振庭对随同人员说：“张大千的艺术在将来会有让你们想象不到的大价钱。”他断然决定，买下能见到的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溥心畲的所有真迹。

一次，宋振庭在旧货市场上看到传世名画《归庄图》，要价700元，一时掏不出这笔钱，又怕珍品流失，就卖了自己和妻子的两块手表，凑足数目，买回这幅画，后来又按原价转让给省博物馆。你说，有了这样一位懂文物的领导，还会不把张伯驹当成一个宝贝和人才来对待吗？

宋振庭把张伯驹安排到省博物馆后，还对王承礼说，张伯驹的右派帽子不要到处说，内部掌握就行了，看能不能给他先设个既不违反要求，又能发挥他特长的位子，将来解决了他的右派问题之后，再进行新的安排。王承礼经过认真考虑，在博物馆专门为张伯驹设了一个“副研究员”的岗位。

1962年，经过宋振庭等相关人士的努力，张伯驹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于是，宋振庭和省文化局局长高叶一致认为，可以让张伯驹做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而当时省博物馆并没有馆长。王承礼欣然同意。其实王承礼也是一位非常理解知识分子的党员干部，他本身就是著名的渤海史专家、东北史考古学家，他对张伯驹一直是非常尊重、在工作上热情配合的，同时，他对张伯驹在生活方面的照顾也非常周全。虽然职务位列张伯驹之下，但王承礼把张伯驹做不了、不擅长的日常管理工作都抓得井井有条。而且在政治上，王承礼非常理解张伯驹，他曾说过，张伯驹涉世不深，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太懂，“我是支部书记，从事业出发，他是人才，对他要爱护、保护着点，招呼着点”。这一番话，朴实、家常，却充满了对张伯驹的理解。

据说，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曾到吉林，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

张伯驹生活和工作上的春天又一次来到了，他在长春期间，曾三次乔迁，一次比一次条件好。而且张伯驹搬到哪里，宋振庭、高叶、王承礼等人的脚步就跟随到哪里，他们经常去张伯驹家，或去省博物馆，在一起读书赏画，谈古论今，气氛十分融洽。通过与宋振庭的多次交流、交心，张伯驹也从内心深处完完全全地认可了这个懂自己、懂文化的人。人生得遇知己，难也；人生得遇如此知己，运也！更何况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之礼呢！

然而，一种文人的聚会和一本小书不但给张伯驹带来了一次大麻烦，而且也给宋振庭带来了一场风险，几乎酿成灭顶之灾。这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春游社”活动和《春游琐谈》丛书的印刷。当时宋振庭敬慕张伯驹的为人和学识，也常常参加春游社的活动。其实，这种活动很类似一些文人的周末沙龙，来的人又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专家，这让长春的天气一时间飘拂起文化的五彩祥云。甲骨文专家于省吾、杰出的历史学家罗继祖等人都是春游社的中坚。

谁知到了“文革”时期，春游社被认定是“反革命组织”，省公安厅郑重其事地立案要“侦破”，并要宋振庭交代与春游社的关系，逼问宋拿过什么机密文件给春游社的人看过。这弄得宋振庭哭笑不得。他坦然告诉公安厅的人：“这些人是非线装书不读的人，给他们文件看是都不愿意看的。”又说：“张伯驹过去跟于右任、蒋鼎文、傅作义都是很好的朋友，但过去都不为他们干事，现在何苦搞反革命呢？”公安厅的人哪里会听宋振庭的肺腑之言。前前后后整整审查了3年，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把宋振庭这个朋友给害苦了。

1966年“文革”爆发，张伯驹、宋振庭各自以不同的角色受到批判和斗争，他们的生活由“春天”进入了“寒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