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 第十四章 心头郁郁唯情醇（三）

（接上期）

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与张伯驹之间还有两件事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里只讲一件吧！

张伯驹在燕大当教授，燕大中文系主任高名凯有意让张伯驹开一门“中国艺术史”的课程。但燕大规定，要开设选修课需要若干名学生报名，报名人数不够课程就开不成。办公楼后门外布告牌发布了这门新课程后，报名选修的学生刚好差一名，这使高名凯十分为难，无奈，找到了周汝昌的同学孙正刚商量，希望他能在熟人里找寻一位凑齐名额好开课。于是，孙正刚找到周汝昌说明此事，希望他能帮忙。周汝昌听后笑道：这好办，不过，你得向张先生说明白，我在中西两方面的课程已经十分繁忙，所以开课后如果不能每次必然到课，还请张先生理解。

开课第一天，周汝昌按时入座，恭候张伯驹的到来，心里还在想张先生上了堂未必自由自在。可是张伯驹毕竟不同凡人，平生各种场合交流历练是经验丰富的。他进了课堂，毫无拘束之态。他抱来一大摞书册放在讲桌上，先把一摞书册分发给在座的学生，说，愿意多要的可以随便再取。周汝昌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影印的《平复帖》——这正是张伯驹平生收藏中两大珍宝之一。然后，张伯驹开始讲课，他并没有讲稿讲义，不过即席口述，就由《平复帖》讲起。他的话简明易懂，没有太多专门性的名词术语，也没有作更多的发挥。周汝昌觉得张伯驹的这种教学方法很不错，课堂气氛很随和，张伯驹也能从容自在地讲他的艺术史。

周汝昌与张伯驹已经有了默契，事先说过不能每课到堂，于是周汝昌便放心大胆地做了几乎一个学期的“旷课生”。等到期末考试了，张伯驹倒也很大方，不做具体的出题的死形式，而是要学生每人写一篇论文，发表自己对于中国书画的感受和评论。这正合周汝昌意，因为他最不愿意做那些死板机械的问答试卷，而喜欢写这种自由发挥的文章。周汝昌深知张伯驹最后收得的珍品是晚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于是便抓住这个主题，往前追溯书法源流，然后归结出杜牧的这一诗卷书法的特点。周汝昌的这份试卷其实就是他自己研究书法的一篇简短的总结。

一日，孙正刚忽然来访，他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地对周汝昌说，这事可真有趣，你猜张先生给了你多少分？周汝昌回答说，不应低于8分吧（燕大的评分制度是10分制）。正刚笑道，那可太低了，是10分啊！周汝昌听后也大笑。孙正刚接着说，我告诉张先生，燕大的10分制可是个象征啊，真正的教授评出个10分来，还没有先例！张先生听了正颜厉色地说，怎么不行？他这卷子就值10分，我岂能屈了这份卷子的价值！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到张伯驹坦率的性情和为人风格。

1952年春天，周汝昌离开燕大去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在离京前，张伯驹特别邀请了一些文人墨客，聚会开社填词，为周汝昌饯行。而当周汝昌踏上赴川之途，思念之情同样挥之不去，于广元路途即写下了一首寄怀张伯驹的《临江仙》：“千水千山驿路，此情此日都轻。重吟好句忆交情。展春花月在，一盏与谁倾。 大地皆堪逆旅，寸心要契神形。客途未倦短长亭。可知西去语，双眼有谁青。”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我孤身在外，更加怀念我们在一起的岁月和情谊，到了异乡，还有谁会特别看重、了解、关心自己呢？

周汝昌到了成都以后，与张伯驹仍然鱼雁往还，诗词唱和不断。1953年春节，这是周汝昌离开北京在外地过的第一个春节，独坐守岁，格外凄清，写下了《东风第一枝》，寄给张伯驹。张伯驹马上和词寄给周汝昌：

东风第一枝·敏庵锦城除夕韵

爆竹催春，灯花送夕，一家千里孤馆。故乡梦阻关河，异客情分冰炭。牵衣儿女，尚未解、长安悬念。听隔邻、彻夜欢声，争羡酒香炉暖。

雪初霁、梅英照眼。风不冷、柳丝掠面。桃符都换新楣，燕巢还寻旧苑。芙蓉江上，望云树、如遮重幔。想此心、早到京华，飞过水千山万。

这首词上阕是想象周汝昌一家在人生地疏的异乡过春节时的思乡心情和小儿女尚不理解大人心情的情形；下阕是写景，既有京华的景色，也有想象中成都的景色，以景抒情，并想象周汝昌的思乡之情已飞过千山万水，同时，自己的思念之情也飞过万水千山，互相温暖着对方。

在张伯驹和周汝昌的友情和相知过程中，词学因缘和红学因缘是并重的。在红学上，他们的互相切磋和关心都是极有意义的。1953年秋，周汝昌的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出版，立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周汝昌首先寄呈一本给张伯驹，张伯驹欣喜异常，逢人说项，并填词祝贺，书为条幅，郑重相赠，一片真情溢于笔墨。这首词是《潇湘夜雨》，我们不再全词抄录了，只看最后几句：“看坛坫、声华藉甚，鹰隼出风尘。”

张伯驹的预言不错，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周汝昌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还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1954年，中宣部的一纸调令将他从成都调回熟悉的北京城。到了后来的“文革”时期，周汝昌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前后，又是因国家要重出《红楼梦》，周汝昌从干校被调回。周汝昌的命运，已和红学研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文革”中，张伯驹的遭遇比周汝昌更加糟糕。1970年张伯驹夫妇从东北回京，到西安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还是回到了北京。但他当时在北京已没有户口，没户口就没有购粮本，没有购粮本，就意味着没饭吃。可是人毕竟得吃饭才能生存啊，于是，粮票全靠亲友接济。张伯驹也时而到周汝昌家“混饭”吃，周家的饭食也不好，粗茶淡饭，能吃上就不错了。到了那个时候，张伯驹也不嫌弃了，甚至觉得比年轻时吃的山珍海味还要好。周汝昌也时不时地将节省下的粮票寄给张伯驹。想不到张伯驹这个曾一掷千金的阔公子，此时竟因收到三五斤粮票，马上记到本子上，并向周汝昌“笔札相谢”，真的是滴水之恩不敢相忘。周汝昌后来说：“那时候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难过得很！”

1977年，张伯驹已是80岁高龄，周汝昌则恰好六十大寿，双方的日子都好过了，张伯驹又有了填词的气力和心情。他又约了好友，为周汝昌祝寿，写下了一首《八声甘州》，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交期论，在形骸外，心酒同倾。”这一句词总结了他与周汝昌的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更不是酒肉之交，而是血肉之交，是灵魂之交，是除了身影相处之外的神交。

君子之交王世襄

王世襄是著名的文物专家、学者，却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玩家”，一个令人不解或不屑却玩得“执迷不悟”、“玩”出了成就的大家。但人们更乐于这样描述他：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明式家具专家……一句话，“中国第一玩家”。我们在这里叙述他，是因为他与张伯驹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至交。

笔者很幸运，与王世襄先生有过一次零距离接触，正是因为要了解他与张伯驹的交往经过。那是2007年11月的一天中午，笔者来到了王世襄家中。王世襄已是满头白发，面容有些憔悴，家中就他一人，他说儿子出去了。我进去后，他说：“让我吃完饭。”可不，他正坐在一个小茶几前吃饭呢，他端起碗来，倾斜着，我看不见是什么饭，估计是米饭，但茶几上没有菜，只有一个瓷碗，盛着剥了皮的烤红薯，上面撒着一些黑豆豆一样的东西，说是叫“豆豉”。如不是笔者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一位大师、被称为美食家的家常饭！

王世襄说，他是1945年秋由成都来到北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的，因为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张伯驹的，他们很快就相熟了。

1947年，王世襄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希望找到一件流传有序的著名文物，他也知道张伯驹收藏的《平复帖》实在是太理想了，不过要著录就必须经过多次的仔细观察阅读和抄写记录，如此珍贵的国宝，张伯驹会一次次拿出来让他看吗？王世襄说，他是做好了被张伯驹婉言谢绝的思想准备才去向张伯驹说的。但大大出乎王世襄意料，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看。就这样，王世襄把《平复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子，放在床头，里面用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再加一把锁。有时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平复帖》时，还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太阳又晒不到之处，铺好白毡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送还这幅稀世珍宝时的心情，说：《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奉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他还说，把《平复帖》抱回家，连想都没敢想过，那时与伯驹相识才两年，不能说已有深交。对这一桩不可思议的翰墨因缘，他感念一生，说张伯驹是多么信任朋友，珍视友情。而对于张伯驹，这一切却是自然平常的事情，体现出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即乐观、通达。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