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 第十四章心头郁郁唯情醇（一）

（接上期）

“重瞳乡人”这个别号与项城的地理、历史有关。张伯驹曾自书一联云：“地属魏吴分两翼，乡因舜羽号重瞳。”项城西周时称项国，春秋时被鲁国所灭，后属楚国，三国时又属魏地，东魏时改为秣陵，后又改为项城县。“乡因舜羽号重瞳”，自然与两位历史名人有关。舜，一名虞舜、重华，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据说舜的眼球里有两个瞳仁；羽是指项羽，项羽也是重瞳子，且项羽与项城更有渊源，项氏世代为将，封于项。张伯驹十分尊崇舜和项羽两位古人，且因这两位不凡之人而自豪。不言而喻，这自豪中既含有见贤思齐之意，也有立志成为不凡之人的远大志向。

张伯驹除了有很多“号”以外，还很注重藏品和自己书画作品上署款的印章。大家知道，印章是书法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清代著名画家吴昌硕认为：“书画至风雅，亦必以印为重，书画之精妙者，得佳印益生气。”的确，印章佳者，如画龙点睛，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书画作品上盖章，既示郑重，又可防伪造。同时，盖上富有雅趣、寓意的闲章，还可寄托书者的抱负和情趣，因此，历代书画家都非常重视用印。

张伯驹一生先后刻了许多印章，有斋号章、雅趣章、年号章、鉴藏章等，主要的有“张伯驹父珍藏印”（“父”在这里读“甫”音，古语表示青年美男子）、“冻云楼主”、“京兆”、“张伯驹珍藏印”、“丛碧主人”、“张伯驹印”、“平复堂印”、“伯驹长寿”、“丛碧八十后印”、“中州张伯驹”，为其夫人刻的印章有“绘事后素”、“女河阳”等。

先说“冻云楼主”，张伯驹曾有一首诗云：“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前面已经讲到过，袁克文号“寒云”，张伯驹号“冻云楼主”，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戏曲票友。且这“冻云”也是有出处的。唐代方干《冬日诗》“冻云愁暮色，寒日淡斜晖”；宋代陆游也有词云“扶杖冻云深处，探溪梅消息”。

还需要解释的两枚印章，一是“女河阳”，一是“绘事后素”。

“女河阳”来自张伯驹的一首词《瑞鹧鸪》，其中有句云：“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这“女河阳”当然是指夫人潘素。那么“河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典故，跟一个叫潘岳的人有关。潘岳，字安仁，河南中牟人。河阳县在黄河北岸，晋时，潘岳曾任河阳县令，是个知民疾苦、爱民如子的清廉好官，后来，人们多以“河阳”指称潘岳。这一切似乎与潘素并没什么联系，但仔细一想，原来潘岳、潘素都姓潘，五百年前是一家。张伯驹在这里也正取了这一个意思，把他的夫人称为“女河阳”。

“绘事后素”也是张伯驹为夫人潘素刻的一枚闲章，可能不易理解。张伯驹在他的《素月楼联语》一书中，解释了“绘事后素”的来历，他说：“余室人潘素时习绘山水，余则专写梅兰。社稷坛（位于天安门西）开绘画展览，余伉俪作品均参与。有人见之曰：张丛碧绘画不如潘素矣。夏枝巢闻之，因得下联云：‘张丛碧绘事后素。’竟成妙对，为一时掌故。”

那么，上联是什么呢？原来，上联是“谭篆青割烹要汤”，用伊尹割烹说商汤之典故，言谭篆青以谭家菜邀宠于汤尔和。原来，谭家菜是上世纪30年代名满京华的私房菜。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勾结王克敏等组织伪政府，汤尔和任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是个汉奸，他喜欢吃谭篆青的谭家菜，后委任谭篆青为秘书，有人便写一联“谭篆青割烹要汤”。

张伯驹将“绘事后素”刻了印章，常用在潘素或自己的绘画上，以示幽默之意。

张伯驹的性格和别号及印章之原委，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上一章里，我们讲到张伯驹的性格是那样单纯和直爽，在起别号方面又充分显示了他的风趣和爱好，实际上，这都是张伯驹“绝世天真绝世痴”的表现，由此我们联系到张伯驹的为人交友，那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一章，我们就讲一讲张伯驹和他的友人。张伯驹一生朋友很多，难以一一道来，我们就讲他一生交往最多、情感最深的几位朋友吧。

亦师亦友余叔岩

张伯驹和余叔岩的故事，实际上我们在“此曲只应天上有”一章中，讲述张伯驹的戏剧情缘与贡献时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就只讲一些张伯驹与余叔岩情感方面的故事。

张伯驹和余叔岩亦师亦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接触最为亲密和频繁，有时就是形影不离。在生活上，张伯驹则对余叔岩极尽弟子之礼，加上张伯驹家境宽裕，所以在物质生活上对余叔岩的支持和赠与是十分慷慨的。余叔岩晚年嗓子不好，不能经常演出，就由张伯驹供应其生活，余家生活用项浩繁，还要维持剧团班底，开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张伯驹始终是热心相助，无怨无悔。余叔岩生病期间，张伯驹也是尽心尽力，为他遍请名医，到处抓药。无奈余叔岩病情严重，自从与张伯驹合演《空城计》以后，病情加剧，被确诊为膀胱癌。一年后扩散，又由协和医院治疗，于小腹通一皮管作溺。

1942年10月，即在张伯驹遭绑架被赎回数月后，他欲携妻女去西安。启程的前一天晚上，张伯驹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向他的恩师余叔岩辞行。张伯驹知道余叔岩病势日增，这一去恐怕就是生离死别。进入余宅，张伯驹直奔东室。余叔岩躺在病榻上，见了伯驹，强忍疼痛，轻声细语打了招呼。张伯驹也不说自己将要离京之事，恐怕双方难免悲痛流泪。但张伯驹仍忍不住落泪，偷偷跑到外间擦掉。就这样，两人对视了近两个时辰，张伯驹告别回家，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西安。

关于这一情节，张伯驹77岁，也就是1974年，在《红毹纪梦诗注》中，以一首诗记述，诗云：

十年一梦是终场，死别生离泪夺眶。

流水高山人不见，只今顾曲剩周郎。

再说张伯驹去西安的第二年2月，在陇海铁路局看戏，碰巧遇上《戏剧月刊》的主编张君。老友相见，张伯驹将张请到家中叙话。张君告诉他自己第二天就要赶回上海，张伯驹便托他带给陈鹤孙一封信，信内装的是张伯驹挽余叔岩之联，联为：

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歌传李峤。

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

为什么这个时候写了这副挽联呢？因为那个时代音信难通，为表情意，事先就写了此联。张伯驹知道，余叔岩的病不会拖得太久了。果然，不久，张伯驹就接到了陈鹤孙的回信，说余叔岩已经去世，遵照张伯驹的嘱托，挽联已放至余叔岩灵前。

这件事堪称一个传奇，见证了张伯驹对老师、老友的深情。

张伯驹对于余叔岩的怀念之情，到了晚年更加深沉而强烈，他常把与余叔岩的合影翻出来，一遍一遍地观看，并写下了这样一段情谊深厚的话：

叔岩夙有才慧，平生绝艺大多传于余，惟不永年，至为可惜。某岁招摄影者至家，拍摄戏装像照片……与余合拍之《四郎探母》，余饰四郎，叔岩饰六郎，余戏装照片多逸失，独此合照至今犹存箧中，十余年交情，得留此吉光片羽，回首前尘，已隔天渊。

1982年张伯驹去世时，他的表弟李克非曾撰写挽联，上联为“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千古传绝唱”，就是说张伯驹和余叔岩的戏剧情缘，可谓戏剧界的千古绝唱。

布衣和元帅之交

张伯驹曾经说过，他一生在共产党员里有两个最知心的朋友，一个是陈毅，一个是宋振庭。而在群众的口中，是把他和陈毅的交往传奇化了的。其实，他和陈毅的交往经过并没有传说中的那种传奇性，如果说传奇，那么，一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的传统士人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陈毅交上朋友，一生心心相印，这才是真正的传奇。

陈毅和张伯驹究竟是怎样结识的，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19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这一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朋友之邀在上海小住。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等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会，他去了。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词集转送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那几年，张伯驹几次见到陈仲弘的诗作，非常欣赏，特别是这样几句，他最为感叹：“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文如其人，可以想象，作此诗的人，一定是位不凡的人物。

不久，张伯驹知道了陈仲弘就是陈毅，原来是新四军军长，当时正任上海市市长。

张伯驹有些愕然，后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人家一个高级将领，会理你一介布衣，又是民国遗老吗？

想不到的是，聚会不久陈毅便给了他回音，对张伯驹的词颇为赞赏，并邀张伯驹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还是去了，于是，便结识了陈毅。

另一种说法是，1956年夏初，张伯驹牵头在北海公园举办了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和现代书法展览会。会上展出的精品甚多，其中不少都是张伯驹的藏品。

陈毅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次展览会。就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张伯驹结识了陈毅。不久，陈毅将张伯驹请到家中面叙，在交谈中，陈毅又对张伯驹说：“你的词很有北宋风度，情采可观，不可多得，当今中国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毛主席的词，博大宏远，气势磅礴，再一位便是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音韵铿锵，字字功夫。”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