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 第十二章 国士高风倾万世（一）

（接上期）

到了这一章，张伯驹一生的主要经历、重大事件、主要成就已经概括地讲完了，那就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张伯驹的文化成就吧。首先，他是一位卓越的词人，其次，他是伟大的文物鉴赏收藏家，同时，他还是对京剧有突出贡献的戏剧家和有独特风格的书画家。

这是他的文化成就。另外，判断一个伟大人物、卓越人才的标准，还不能仅仅看其一生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要看其品德和人格，因为一个人的人格和品德并不总是体现在他们那杰出的成就里。我们之所以说张伯驹“国士高风倾万世”、“天荒地老一真人”，或者赞颂他“百代高标，千秋丛碧”，就主要是从他的人格光辉来说的，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讲张伯驹的人格光辉及其这方面的故事。

讲到张伯驹的人格光辉，还要先讲一个字，就是“痴”，因为冯其庸先生评价张伯驹是“绝世天真绝世痴”，而许多人也认为张伯驹的诸多行为达到了“痴”的程度。那么，什么是“痴”呢？极度迷恋以至于精神迥然于常人者谓之“痴”。作家李辉在《文人的痴》一文中写道：“痴是陶醉，痴是达到几乎物我两忘的程度，痴就是一种境界。”

明白了什么是痴，我们就能明白张伯驹“绝世天真绝世痴”的痴情了。

士的风范

张伯驹的人格光辉首先表现在他具有“士”的风范，他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名士”。

什么是“士”？就是勇士、壮士、战士，就是君子。本来，这都是很崇高的称呼，只是在我们平常生活中被普通化、习惯化了，其实，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壮士，是并不容易的。那什么是“士”呢？士从一从十，就是说做事情始终如一。后来，“士”的含义就引申为一个人在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成为对优秀知识分子的泛称，具体说来，就是要具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格。

张伯驹做到了这些。我们举几个例子。

1941年，张伯驹被匪徒绑架，关押起来长达8个月。期间，绑匪要200根金条，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张伯驹气极无奈，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在这种情况下，绑匪就叫他的夫人潘素前来见他。潘素见他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痛哭不已。可张伯驹并不在意自己被绑匪随时杀害的危险，反而生怕潘素为了凑足赎款卖掉《平复帖》等珍贵书画。他悄悄地对潘素说，宁死魔窟，也不许变卖文物。张伯驹说他爱书画胜过生命，他曾说过：“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看来果然如此。后来，潘素一听到人家劝她去卖文物以筹赎款的话，就断然谢绝：“我不会为救丈夫去卖《平复帖》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伯驹，在他眼里，《平复帖》重若生命，假如卖了此帖，又不幸流失国外，即使他得救了，也将心如枯槁，他说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假如实在救不了我丈夫，我认命，大不了与他九泉下相会。”

这就是张伯驹“士”的风范。孟子曾经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张伯驹的这种作为，就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硬骨头精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邀请张伯驹观礼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提起孙连仲，可是张伯驹的老朋友了，而且，孙连仲家的钱也就存在张伯驹任职的盐业银行里。

观礼仪式之后，孙连仲又找到张伯驹，告诉他，蒋介石亲嘱自己可亲自挑选任命石家庄市和唐山市市长，他想把这一份人情送给张伯驹，由他自挑一个市长当当。不料张伯驹明白了孙连仲的“美意”之后，并不领情，反而淡淡一笑：“什么肥差我都没有兴趣，小弟闲云野鹤，最怕名缰利锁，平生只爱收藏字画，作诗填词，实在不会做官。”一番话说得孙连仲无趣极了。

张伯驹一生就是这样，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力官位如浮云。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名士的风范。

如果说这种名士风范在大是大非、利益诱惑面前还能保持的话，那么，在全国舆论风潮都认为该做的事情上，张伯驹还能够不为世俗所动、不为形势所迫，仍然我行我素，那就更是难能可贵，更能体现其“士”的风范了。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张伯驹因为坚持演出传统古装戏《马思远》，被划为右派。上级让他检讨，他坚决不检讨，结果召开一场场群众大会，甚至有人发言羞辱他，说他“什么名演员，唱戏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引得哄堂大笑。就是面对这样的批斗，给他扣上什么“与党作对，与群众作对”、“反动透顶”的大帽子，都不能让他屈服，他认为自己是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没有什么错，不该检讨。

张伯驹被划为右派，每周需要到北京市民盟学习一次。有一次学习，领导勒令他写检查，写他的错误及学习的心得体会。张伯驹坐了一个上午，一个字也没写。看着一张纸上一个字也没写，甚觉可惜，结果是灵机一动，在纸上画起了兰花，还配了一首诗：

湖波渺渺怨灵均，翠竹黄陵伴梦温。

独抱孤防空谷里，任他桃李自成春。

这“灵均”就是屈原的字，原来，张伯驹想到了伟大的诗人屈原，他是否在自比屈原，不好断定，但他那“任他桃李自成春”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任凭政治风云阴晴变幻，任凭他人斗艳争荣去吧，我还是我，一如空谷里的兰草。

家国情怀

张伯驹一生热爱祖国之情，是令人感动的，一般人极难做到的事情他都做到了，而且觉得这都是平平常常应该做的事情，而越是这样，越是尽显他的爱国情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几例吧。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之后，时局紧张。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询问张伯驹，因为张伯驹此时正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文法教授，所以与其相熟。司徒雷登要张伯驹带着他的文物到美国去，待时局稳定之后再回国。但张伯驹婉言谢绝，声称绝不把文物带出国门，他曾说过“予所收蓄，永存吾土”，他三求《平复帖》，举债购买《游春图》，不都是为着不让这些国宝流到国外吗？

1948年冬，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攻城战斗一旦打响，北平城将玉石俱焚，北平人民及中国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珍宝将遭受巨大损失。为此，张伯驹坐卧不安，毅然投入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中。当时，国民党守城将领是傅作义，而张伯驹与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侯少白、邓宝珊相熟，张伯驹就多次让侯、邓劝说傅作义。张伯驹知道傅作义喜欢梅花，为了接近傅作义，他特意挑选两盆自己培育的梅花，亲自送到傅作义家中，傅作义十分高兴。张伯驹就趁这个机会，再次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倡议。对于张伯驹的劝说，傅作义十分尊重。可以说，张伯驹为和平解放北平，也是做出了贡献的。这是其爱国精神的突出表现。

1956年初，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决定发行国债，号召大家购买以支援国家建设。上级动员以后，张伯驹也很想买公债，但张伯驹因为那几年屡收宋元巨迹，已经没有钱了，甚至也到了举债度日的地步。可买公债就是爱国行为，总不能不买吧，于是他和夫人潘素商量，最后决定卖些字画给国家，再用卖来的钱买公债。

应该说，把自己保存的文物珍品卖给国家，已是爱国行为，用卖来的钱购买公债，也同样是爱国行为，那么，为什么张伯驹最初决定卖字画，而后来变成了捐献呢？原来，这与他收藏文物的初心有关。他收藏文物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文物永远为祖国所拥有，他原来就有最终要把这些文物捐给国家的心愿。现在，这一机会有了，正可以提前捐出去啊，如果是卖，不就与自己的初心不相符吗？于是，他毅然决定把《平复帖》等最珍贵的8件文物，无偿地捐给国家。张伯驹捐出这些文物以后，又曾对民主人士章伯钧说过一段话，更加说明了他的一颗爱国之心，这段话，我们已在第七章中讲过了，在这里就再重复一遍吧，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国外。”

一片爱国之心，赤诚可鉴。

赤子之心

什么是赤子之心，就是童心，纯真不伪，本色自然，就是一颗率真、善良、热爱生命之心。“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即是说，拥有这种单纯的心，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张伯驹就是少有的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其心之赤，达到了“痴情”的程度，可说是“绝世天真绝世痴”。张伯驹一生爱养猫，他有一幅抱猫的照片，很多人都熟悉这张照片。他曾说过：“猫比人好，世人多虚伪，不如猫直率可爱，不斗心眼。”

最能说明张伯驹心地善良、为人诚实的一件事是购买《游春图》时欠款的事。原来，张伯驹购买《游春图》的时间是1946年，双方议好价钱200两黄金。张伯驹当场付的黄金只有130两，约好逐年归还。直到1948年底，还够了170两，还差30两。但不久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战事吃紧，也没有人再顾得上这30两黄金的事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动不断，世事沧桑，一晃又是20多年过去了，当年购买《游春图》的当事人早已星散，不知所归，可能有的已经去世，但张伯驹却还在记挂着这件事，一想到还欠人家30两黄金，就心中不安。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