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 第八章 出关东北长春游（二）

    （接上期）

“春游主人”长春游

1961年张伯驹突然出关东北，到长春任职，这是张伯驹一生故事中流传最广的事件之一，已被当成了传奇。说是1961年张伯驹突然收到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的一封电报，邀他和夫人潘素去吉林工作，后来一问，才知是他的老朋友陈毅安排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特别照顾的。这样的经过确实有些传奇色彩，显示了陈毅元帅对张伯驹的友情与关照。但这一说法与张伯驹本人的叙述并不一致。

其实，张伯驹出关东北，也没有什么传奇，是其命运使然。我不赞成在人物传记的讲述中将真实的历史传奇化，所谓传奇大都是人们捕风捉影虚构出来的东西，貌似有趣，实则于历史无益。

在1971年10月张伯驹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中，一开始便写道：“一九六一年夏，吉林省委宣传部约我夫妇去吉林艺专讲授国画，原拟三个月或半年而归，至则留作长期工作……”而在张伯驹写的《五十年来我的情况》一文中，又明确写道：“六一年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约我爱人潘素讲授国画。潘素因我年老无人照护，不肯去。后吉林省宣传部约我夫妇同去。”

这些话已经表明，张伯驹去东北与陈毅并无直接关系，因为张伯驹还说过，他被划为右派直到1961年去东北前夕，并未与陈毅联系，直到向陈毅辞行时，陈毅才知道他被划为右派的事。

这问题就清楚了，作为一个朋友，在并不知道对方四年来的工作情况，又未联系的情况下，怎么会不打招呼自作主张去为朋友安排工作呢？不合情理嘛！

那么，张伯驹是怎样去东北的呢？还是曾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的任凤霞女士在《张伯驹先生在吉林》（见《人民政协报》2018年4月12日）一文中说得清楚。她说，时任吉林艺术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的耿际兰委托史怡公赴北京请潘素，潘素提出了她老伴张伯驹年纪大，无人照料不成。耿是个爽快人，答应可以一起来，后据此向省里汇报。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省文化局立即作出决定，潘素及张伯驹二人同请。于是，张伯驹夫妇来到了长春。

张伯驹到了长春，最初的工作意向是在吉林艺专教授书法和艺术史，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则另有一番考虑，他与时任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王承礼商量，说张伯驹有文物收藏的爱好，安排在省博物馆更能发挥作用。王承礼同意组织安排。就这样，张伯驹初到吉林省博物馆时先任了副研究馆员，又过了几个月，摘掉右派帽子后，任了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馆长一职空缺）。

张伯驹出关东北，是一个随夫人一同被聘的“偶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更是他命运的一次转折，是他生命历程中一段颇为特殊的时光。

张伯驹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懂收藏、有文化的领导者宋振庭。在宋振庭的放手支持下，张伯驹干起文物收藏鉴赏一事，真是轻车熟路，而且干起来“相当卖力气”。他首先整理鉴定了大量的馆内遗存，又开始有意识地多次进京寻访、征集中国古代书画珍品。他把遗落在公主岭的董其昌的代表作青绿山水《昼锦堂记》购买了回来。这是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购得的第一件藏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吉林省博物馆的个性化收藏和特色收藏。

从1962年至1964年，吉林省博物馆共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其中包括元代倪云林的《敬亭山寺图》、张渥的《临李龙眠九歌图》，还有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卷、清朝丁观鹏摹《张胜温法界源流图》等书画名迹。另外，张伯驹以超前的眼光，建议要把当时市场上张大千、溥心畲等历代名人书画扇面和成扇、历代名人书札册等作品尽数收藏，要把吉林省博物馆办成书画收藏和研究的中心。在张伯驹的倡议下，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的大量作品及历代名人书札、册画、成扇等进入了吉林省博物馆。

宋振庭曾为吉林省博物馆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书画征集、收藏理念，即：兼容并蓄、各家备格、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由于张伯驹“相当卖力气”地工作 ，这一格局基本形成，吉林省博物馆书画收藏品类一举名列国内馆藏前列，张伯驹真可谓功莫大焉。宋振庭曾夸奖他说：“张先生使我们吉林省博物馆一下子成了富翁了。”

张伯驹对吉林省博物馆最大的贡献除收购了大量的古代精品书画和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近现代名人书画以外，就是自己对吉林省博物馆的巨大捐献了，这种捐献，极大地丰富了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成了吉林省博物馆的“半壁江山”，且许多精品成了其镇馆之宝。

1964年，张伯驹主持筹备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编辑过程中，一件事让他作难：藏画中唯缺少宋代真迹，即便出版，也有缺憾，但他已将收藏的晋、唐、宋、元名迹先后捐赠或转让故宫博物院，唯独留下了一件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自娱。张伯驹对这卷画感情很深，他曾说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会好些。”他还对王承礼说，上海博物馆曾想用1万块钱收《百花图》卷，而北京出价更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邓拓不止一次请他将此卷留给北京，他都难以割舍。

但是这一次，他还是向吉林省博物馆捐出了《百花图》卷，一并捐赠的还有南宋赵伯骕《白云仙峤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元·仇远的《自书诗》卷、明·薛素素的《墨兰图》轴、元·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元·颜辉的《煮茶图》卷、唐人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人楷书册等。

张伯驹如此单纯、善良、慷慨，真是世间少有！

他的捐赠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馆“书画重镇”的地位。王承礼一直记得张伯驹那句朴实又充满感情的话语：“在吉林待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春游琐谈》的编写

张伯驹出关东北，是其人生的一大悲剧，但也是其人生中一次短暂的喜剧。因为张伯驹的确是一个“绝世天真绝世痴”的文人。他在长春，自视为一场“春游”，他说：“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万物逆旅，尽作如是观。”

这似乎是一种佛家眼光对世俗的认识。这种认识、这种心态对张伯驹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这种心态，使他不但精神上过上了一段颇为畅快的日子，在学术上也有了意外的收获。

长春人是厚道的，王承礼是厚道的，又遇上了宋振庭这样的“伯乐”，张伯驹的确是幸运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承礼在回忆张伯驹时，还非常平和、诚恳地说，张伯驹“涉世不深，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大懂”，“我是支部书记，从事业出发，他是人才，对他（要）爱护、保护着点，招呼着点”，“宋振庭对他照顾，我也比较照顾”，“我们经常参加他的艺事活动，为其‘站脚助威’”。

不错，张伯驹的确是对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太懂。他不懂旧政治，是因为他本身就身居上层社会，看透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和黑暗，采取了一种传统士人“视金钱如浮云，视权势如粪土”的态度；对新政治呢，他又是一个被改造的旧知识分子身份，而奇怪的是，他对于新政治中有违传统文化规律和反传统的极左观点自然持排斥态度，又不愿意违心地随波逐流，就我行我素，表现出传统文化中“士”的风范。无怪乎人们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名士”。

张伯驹对新政治不太懂，而对传统文化却有极大的兴趣，他很好玩，也很会玩，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尤其是填词、唱老京剧，兴趣都很高。一次吉林文史所庆祝建所一周年的晚会，张伯驹被请去了，他唱了一段《阳关三叠》，很有韵味，很有余叔岩的味道。还有一次是吉林艺专美术系举办教职员工联欢会，把张伯驹也请去了。席间有人高声呼叫，欢迎张伯驹来一段。张伯驹一点也没推辞，站起来就唱了一段《洪阳洞》，这是余叔岩的名剧。他稍稍弯着腰，摆着头，闭着眼睛，气脉虽略显不足，但样子特别投入，自己也很陶醉。

曾在吉林艺专工作过的任凤霞女士介绍说：张伯驹不仅喜欢聚会，爱热闹，同样喜欢清静悠闲的氛围，一不留神，便自然进入一种别样的世界。他住在吉林艺专南湖宿舍时，附近有一个美丽的南湖公园，他便常在公园散步。每每空气清新的早上，张伯驹常是黑色布衣布裤，一双布鞋踏在挂满露珠的草地上。他略微弓腰，神色悠闲地走着，时而停下来，弯下腰与正在吃草的小羊颔首点头，小羊也不怕他，他缓慢地摇摇头，口中像是哼唱，唱的是什么，就有好奇的学生近前细听，噢，似乎是陶醉在西皮、二黄的戏韵里。

在那种剧烈变化的革命年代，在全社会都在大搞突出政治的年代，张伯驹依然沉浸在他的传统文化里，是那样闲适、散淡。而厚道的东北群众理解张伯驹，善待了张伯驹，并没有跟他过不去。

就是在这样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张伯驹还做了一件与时代政治氛围很不相称的雅事。当时，因为社会的不理解，几乎怀疑这是一场反革命活动。直到今天人们才知道，其实，张伯驹是在休闲娱乐之中抢救着人们即将忘记的历史文化。

这件事就是《春游琐谈》的编写。

1962年10月到1965年间，张伯驹在吉林，与吉林各大专院校的一些朋友如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恽宝慧等搞一场沙龙式的文化漫谈活动。平日都很忙，只有每周相聚一次，算是以文会友，大家谈笑甚欢。后来张伯驹建议，每人每次见面均可各写一篇笔记小品，题材不限，既可词章，又可金石书画，亦可风俗、考证。大家欣然同意。

这实际上就是张伯驹跟当地意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的小聚会。文人爱弄笔，就名为“春游社”。张伯驹则把每次聚会收集到的文章存起来，由自己手抄、自费油印，装订成册，送给省内、北京和上海的朋友。该书先后共印了6册，每册薄薄一本，纸张黄、绵、软，文字竖写，完全继承了中国古代线装书的格式传统，与现代书籍书写、装订形式不同，真是有“特点”极了。然而，在那革命的年代里，这样的活动和书籍当然要受到几乎不熟悉传统文化的革命群众的怀疑，于是，文人小事闹得满城风雨，惊动了公安厅，立案侦查，侦查的结果当然是一场叫人啼笑皆非的“幽默小品”，最后是不了了之。

这本书后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成为一本极有价值的书。可惜，张伯驹先生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