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 第八章 出关东北长春游（一）

（接上期）

那么，这种“胸次境界”是什么呢？我用一句话去概括它，就是“藏与不藏”，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藏，就是以极大的魄力和所有的财力去收藏去抢救有价值的文物，用张伯驹的话说就是“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不藏呢？就是决不追求“自宝其宝”、“子子孙孙永宝之”，最终的目的则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

我们今天之所以隆重地纪念他、歌颂他，赞颂他“百代高标，千秋丛碧”，赞颂的就是他这种“藏与不藏”的作为与精神！如果张伯驹没有这种精神，那么，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大收藏家，而难以成为全国、全民族敬仰的一个伟大的收藏家。

那么，张伯驹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胸次境界”呢？这又与他收藏动机的产生、发展与转变有关。这是我们理解张伯驹就要说清楚的。

张伯驹博学多才，尤精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诗词、戏曲、书画之类，且早年家境宽裕，此时他收藏宋元名迹的行为可以说是个人的喜好，那么中年以后，当张伯驹家道中落，即使是贷款或者卖宅也要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那就不是单纯的个人雅好所能说清的了，这时候，他的收藏已具有民族大义的高尚追求。也就是说，他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国宝级的艺术品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他有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传承文化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心，使张伯驹成了一个伟大的收藏家。

张伯驹曾对章伯钧先生说过：“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张伯驹的这种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归结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华文物的“世传有绪”。在他看来，中华文物的每一件都是中华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每一件文物留存在国内，都是中华文脉的延续，收藏文物，决不以金钱的获得、不以牟利为目的。这就是张伯驹作为一个大收藏家的至高品格。他在上海被绑架期间所说的话“宁死魔窟，不卖文物”，就是这种品格的鲜明体现。

在张伯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名士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与坚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频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张伯驹作为一个收藏家，能将民族大义放到首位，拯救了多件重要文物，使之不致流往国外，实在是民族之幸事。

到了1956年，新中国正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张伯驹毅然将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卷等8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正是他这种家国情怀的体现。

对于张伯驹把《平复帖》等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和把《游春图》等转让给国家的义举和意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张伯驹当年把《平复帖》、《游春图》捐献给国家，使故宫博物院拥有了传世最早名人书法和传世最早山水画，这对于确立故宫在书画领域领袖群伦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故宫博物院称张伯驹夫妇的捐献功绩为“星耀河瀚，泽被文华”，实在是对他们一生收藏事业最恰当、最崇高的评价。

张伯驹的一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60岁以前（即1957年以前）可作为前半生，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他人生的顺境，是其各种文化艺术成就逐步形成并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他最大的成功、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可说是其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杰出艺术才华的展现及其收藏和捐献行为，使珍品世传有绪。

1957年以后，随着反右派运动及此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由于传统文化艺术观念和极左文艺政策直接的冲突，张伯驹的命运发生转变，跌入灾难的深谷，而其在生命的磨难中所展现出来的，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在痛苦的坚守中，文化艺术特别是词作反而达到一个更加成熟、更有意义、价值更高的阶段。但他在人生的后半段，所展示给人们的，更多的则是其在逆境中不为世俗所左右的始终独立的人格光辉。

从这一章开始，到第十三章，我们就讲张伯驹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的坎坷生涯。

“可怜中州老词人”

1956年，是张伯驹鉴赏收藏事业达到光辉顶峰的时期，这一年，他和夫人潘素把陆机《平复帖》等8件他所收藏的最为珍贵的文物捐献给了国家。他对他的女婿楼宇栋说：“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宝物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国土。”

张伯驹捐献8件文物后，文化部向其郑重颁发了由部长沈雁冰签发的“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书卷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褒奖状中的“等”字所包含的另外3件珍品是宋朝吴琚《杂书诗帖》、元朝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和元朝俞和楷书。

张伯驹捐献8件珍贵文物的消息，在全国文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张伯驹完成了一个伟大收藏家的历史使命，奠定了他在中国文物收藏史上的不朽地位。的确，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情，但捐献之物从未有过如此之重、如此之多。

正当张伯驹的收藏事业和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的时候，一场反右派运动的风暴，把他打入了社会的“另册”。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一转眼，他捐献文物的义举被说成是沽名钓誉，是假积极。

张伯驹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呢？具体原因很多，但“导火索”则是他终生喜爱的戏剧。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伯驹为普及传统京剧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为保护昆曲、京剧两个剧种的精粹，他邀请昆曲、京剧著名演员和票友、戏曲研究家20余人聚会，发起组织了“北京市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按照过去北平国剧学会的模式，做理论与记忆的研究，期望整理出京剧表演艺术和体系。张伯驹认为，有些传统京剧的剧目包藏着高招儿，有些老艺人身怀绝技，应该挖掘这些剧目，重用这些老艺人。恰好1957年4月10日至25日，文化部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宣布要“尊重遗产”，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放手”。同时，文化部又先后发出通知，开禁新中国成立初期禁演的《探阴山》《杀子报》等26个剧目。

中央的这一精神让张伯驹异常兴奋，他积极投入文化部组织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并将老艺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张伯驹还主张演出曾被禁演的《海慧寺》（即《马思远》）。

张伯驹主张演出《马思远》，遭到了北京市文化局的反对，说这出戏是明令禁止过的，所以暂时不准公开演出。但张伯驹心有不甘，他气极、怒极，要和文化局理论理论，又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说是“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另外，他又到处热情张罗活动，让大家想办法上演《马思远》。最后，张伯驹活动的结果是大家提出先内部演出，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个建议得到文化部的赞同，于是此剧在新侨饭店礼堂演出了。

内部公演的那天晚上，文艺界知名人士大都被请到了，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领导也入座观摩。开幕前，张伯驹以晚会组织者的身份致词。

戏是演出了，风波也来了。本来，对于一出戏，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不就得了嘛，于个人有何损失！张伯驹能把价值连城的文物捐出去，心胸是何等的豁达，可他偏偏在演不演一出戏上较真儿了，固执起来了。无怪乎他的女婿楼宇栋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驹是文人中最优秀的，也是最执拗的。

时隔不久，在反右派的狂热运动中，《马思远》作为“坏戏”受到批判，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就落到了主张公演“坏戏”的张伯驹头上。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结果是很重的，重则被判刑入狱，轻者也要开除公职或接受劳动管制。张伯驹被开除公职，失去了工作。

直至20年后，张伯驹被平反前夕，他还记着这件事，于是写了一首诗：

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

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诗后有注云：“旧历史一朝天子则有一朝之臣，一艺术之兴衰亦如是也，非天不变而道亦不变者。《马思远》为清代戏，余以支持于连泉演出，而受牵连。世换景迁，不应谈戏曲矣。

张伯驹被划为右派，是其一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几年之后，他被迫出关东北，然后遭逢“文革”，一连串的灾难在等待着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晚年的生命才再次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张伯驹逝世以后，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写了三首词纪念他，其中一首就是写张伯驹献出珍贵文物后却被打成右派的天大冤案的。这首词是《浣溪沙》，值得一读：

绝世天真绝世痴，虎头相对亦参差。人间真个有奇儿。

拱璧连城奉祖国，弥天罪祸判当时。此冤只有落花知。

（未完待续）

来源：周口晚报